易綱談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最佳選擇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最佳選擇

最終目標與時間表

　　胡舒立：2010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在2005年匯改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為什么選擇這個時機繼續(xù)推進匯改？如何評價迄今為止匯改取得的成果？

　　易綱：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際上，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前的最好選擇。為什么說這是中國的最佳選擇呢？對匯率制度的改革，實際上從1994年就開始啟動了。1994年1月1日匯率并軌，隨后，整個外匯市場就建立起來了。從1994年到1996年，人民幣是雙向浮動的，升值了約5%，美元兌人民幣從大約8.71元，到了8.28元。后來，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以后，泰銖和韓元大幅貶值。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所以，從1997年一直到2005年，8.28元基本沒有動。這并不是說我們放棄了這個理念，相反，我們堅持這個理念，依然認為這樣一種有管理的浮動貨幣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匯率機制，但是，這里面存在慣性、或說“路徑依賴”。實事求是地說，這件事情還是比較艱難的。結果，到了2005年7月21日，匯改重新啟動，這就有了2005年到2008年這三年的浮動。

　　這期間，人民幣實際上是雙向浮動的，而且跟一籃子貨幣的走向是相符合的。但是，2008年，又發(fā)生了一系列事件，開始是“次貸危機”，爾后貝爾斯登破產，2008年的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閉更把金融危機推向高潮。從那以后，人民幣基本維持在6.83元上下窄幅波動的水平。一直到今年6月19日，我們又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看出，這是我們一直堅持的機制。只不過因為危機或其他因素，才有了這么多插曲。但是，這個方向是中國最好的選擇，這個方向我們應該堅持。

　　胡舒立：那最終目標是什么呢？

　　易綱：我們的最終目標，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這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也就是1993年的秋天就已經決定了。

　　胡舒立：那么，人民幣可兌換和匯率之間應該是種什么關系？是說它自由浮動以后才能夠自由兌換，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下也可自由兌換？

　　易綱：這是一個比較富有理論色彩的問題。通常，可兌換的貨幣，其匯率是自由浮動的。

　　在歷史上，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以后，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黃金，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主要貨幣再跟美元掛鉤，這實質上是一個固定匯率體系。但是，當布雷頓森林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解體以后，主要國際貨幣與黃金脫鉤，固定匯率體系解體。從理論上說，可兌換貨幣應當是浮動匯率的貨幣。浮動匯率這一機制，本身就是可兌換貨幣的穩(wěn)定器，正因為它浮動，才能保證它的“可兌換”。如果要永遠堅持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黃金，美元兌黃金的承諾實際上實現(xiàn)不了。而如果它是浮動的，它才能夠實現(xiàn)可持續(xù)的可兌換。

　　還有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香港等地實行的貨幣局制度，它是一種特殊的安排，放棄了貨幣政策。一個規(guī)模小并且完全開放的經濟體才能實施這種制度。但這些經濟體應該視為例外，不具有普遍性。一般的可兌換貨幣，其匯率機制應當是靈活的。一個比較發(fā)達的國家，或者一個比較成熟的新興市場國家，它最終應當選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那么，它不能夠堅持的是什么呢？就是固定匯率。美國、歐元區(qū)就是這樣。美元和歐元波動較大，這是一種市場行為。

　　胡舒立：那人民幣可兌換目標多長時間達到？有沒有時間表？

　　易綱：在我國，可兌換還沒有一個官方時間表。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tǒng)計過，一般的國家，從經常項目可兌換到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時間，平均用時大概是7年到10年左右。中國是1996年實現(xiàn)經常項目可兌換的。

　　從那時到現(xiàn)在，已經是15年了，這已經長于國際上的平均值了。我們沒有時間表，但是，參考國際上的做法，人們可以對此事有一個大致判斷。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很大，發(fā)展又不平衡，這個問題就更加復雜，認識的統(tǒng)一上也更加困難。

　　胡舒立：對于貨幣升值，我們都知道外部壓力比較明顯，而中國經濟自身對此也有需求。綜合而言，人民幣迄今不能浮動的壓力主要來自哪些方面呢？

　　易綱：一種貨幣，其匯率浮動真正起作用的是實際有效匯率。實際上，有兩個渠道可使實際有效匯率發(fā)生變化。一個渠道就是名義匯率的調整。還有一個渠道是通過國內價格上升：有升值壓力，但可以不調名義匯率，通貨膨脹也可以起到調整實際有效匯率的作用。

　　實際上，過去這十多年，這兩個渠道中國都用了。我們既用了名義匯率的調整，同時，中國通過價格渠道做出的調整也很大。想想看，這些年房價漲了多少？

　　胡舒立：現(xiàn)在，經過幾輪匯改，人民幣升值預期是不是已經減弱了？還需要繼續(xù)用通貨膨脹的方式來調嗎？

　　易綱：應當說壓力已經減弱了很多，十年來，北京、上海的房價漲了多少？一般物價上漲了多少？這些漲價其實都是對不均衡的調整。如果十年前拿美元換成人民幣并在中國買房，能賺多少？現(xiàn)在看來能賺的不多了。其他的資產也調得差不多了。這說明現(xiàn)在人民幣匯率其實離均衡水平，比十年以前已經近了很多。

　　所以，現(xiàn)在，我們不具備匯率大幅波動的基礎，有條件保持靈活的匯率機制，也可以保持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wěn)定。

　　什么事都是有利有弊的。中國經濟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決定了貨幣幣值的總體趨勢。在此趨勢下，升值可以抑制通貨膨脹。升值多一點，通貨膨脹就可以少一點。如果名義匯率不動，那通貨膨脹就得多一點。有人說，老百姓不用進口產品，升值對他們沒好處，這是不對的。比如，豆油，中國的大豆已經超過一半是進口的，千家萬戶都得吃豆制品，豆粕還可養(yǎng)豬，有多少人不吃豬肉？如果不升值，那大豆、豆油、豆粕的價格都得比現(xiàn)在貴20%以上。現(xiàn)在為什么這些產品國際價格雖然大漲，但在中國的價格沒漲那么多？就是因為人民幣升值了，而大豆價格基本上是用美元計價的。原油、鐵礦石的道理也是相同的，其實，原油和鐵礦石跟千家萬戶也是相連的。升值首先抑制了輸入型通貨膨脹。

　　另外，中國有這么多公民出國旅游，送孩子留學，這些人都受益了。受益者應當說是“沉默的多數”。但是，受損者的聲音強，主要是出口行業(yè)，他們認為日子過不下去了，肯定要失業(yè)了。

　　在2005年匯改以前，有關部門做過企業(yè)的換匯成本調查，調查的結果是，國有企業(yè)的換匯成本是8.11元，私人部門企業(yè)的換匯成本是8.07。換匯成本指的是只要匯率低于這個水平，這些企業(yè)就會虧損。如果真是這樣的話，2005年匯改第一天，人民幣匯率就跳到8.11 元了，那出口企業(yè)應該會出現(xiàn)大面積虧損。但是，匯改以來，中國在2005-2008年期間出口每年是以超過20%的幅度在增長。就是說，匯率調整并沒有影響出口，出口反而大幅度增長，產業(yè)升級、技術進步、產品更新?lián)Q代、提高中國產品的增加值，在這一期間都發(fā)生了。

　　所以，我們得動態(tài)地看這個問題。政府也從政策上千方百計地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和環(huán)境，比如，提供對沖工具、遠期結匯、遠期售匯等工具，幫助進出口企業(yè)來對沖風險。

　　還有一個論點，就是升值等于外匯儲備虧損。在2007年升值比較快的時候，就有觀察家說，外匯儲備一個季度就虧一艘航空母艦?，F(xiàn)在，我們有2.4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相當于16萬億多人民幣)，當人民幣升值的時候，這些外匯儲備用人民幣來標值就少了，他說這個就等于虧了。其實，這個賬算得是不對的。因為首先，我們沒有虧，什么時候才虧呢？只有把外匯從美元換成人民幣的時候才會虧，但我們并沒有換，所以稱不上虧。這種算法完全是賬面轉換。

　　如果非要進行這種賬面計算，就要同時計算中國的人民幣資產如果以美元計算“賺”了多少。讓我們只算其中一部分。中國金融和房地產資產加起來，有大約兩百萬億元人民幣(超過外匯儲備的10倍)。如果人民幣升值，這些資產用美元來標價，相當于賺出至少十艘航空母艦。當然，實際上這兩者都沒有發(fā)生。

　　胡舒立：對，他沒有算人民幣的資產，而且，中國人的存款也可以升值。

　　易綱：是這樣的。所以，這個問題要全面地看。總之，虧和賺事實上都沒發(fā)生，只是用不同的報告貨幣產生的一個視角的錯覺。當然，美國的通脹會造成我國外匯儲備的購買力下降，可以認為是損失。但多年以來，外匯儲備的收益率是高于美國的通脹率的。

　　胡舒立：如果匯率不正常，就會對資源和環(huán)境產生壓力，你能詳細講講嗎？

　　易綱：如果名義匯率扭曲，它會產生一系列后果。匯率是一種價格，其扭曲必然帶來資源配置的扭曲。我們通常說要擴大內需。假如匯率不對，外需賺錢很容易，企業(yè)就不會往內需使勁。匯率扭曲也不利于擴大消費，不利于擴大服務業(yè)。

　　胡舒立：面對通貨膨脹壓力，有人主張升息，這與匯率杠桿能互相替代嗎？

　　易綱：利率是資金的價格，匯率是一種貨幣相對其他貨幣的比價；利率和匯率互相替代的作用十分有限。它們有一個離均衡點有多遠的問題。這可以引起無窮的爭論，因為誰也不知道均衡點究竟在哪里。從理論上來說，供求關系決定均衡點。最好的情形，就是匯率很接近均衡點，利率也是很接近均衡點。

　　如果加息，那這種貨幣就會走強，近來，許多貨幣都加息了，但是，美元、歐元、日元、英鎊，都沒有加息。理想狀態(tài)是匯率和利率各司其職，因為它們的角色是不一樣的。

　　胡舒立：長期使用固定匯率，造成了一定的扭曲，現(xiàn)在變成浮動，此時，除了觀念上的問題，最大的威脅還是投機攻擊吧？

　　易綱：是。所以，我們應當不斷地釋放這些風險。隨著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大，投機匯率就會變成“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沒什么賺頭。

　　胡舒立：外匯改革走走停停，是不是在節(jié)奏把握上，還是稍微有點慢了？

　　易綱：中國是一個發(fā)展中的大國，30多年來，中國創(chuàng)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經濟發(fā)展的奇跡。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實現(xiàn)了轉軌。有些觀察家認為，這個不市場化了，那個改革滯后了，但是，從1994年到現(xiàn)在，中國維持了高增長，而且自1994年那輪通貨膨脹以后，沒有出現(xiàn)過太高的通貨膨脹。

　　綜合看，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應當是接近最優(yōu)的。我們走走停停，可能有些人認為，匯改稍微慢了一些，這個問題可以討論和反思。但是，應該說，宏觀政策總體上還是非常成功的。

　　胡舒立：那為什么要選擇現(xiàn)在這個時機來恢復匯率的彈性呢？主要是由于這個時段風險比較小，還是認為外部壓力變得更大呢？

　　易綱：中國做出這個決定，主要是基于國內的考慮，自主做出了決定。我剛才說了，全球金融危機使得匯率穩(wěn)定了一段時間。實際上，現(xiàn)在危機也還不可以說完全過去了，比如，今年又發(fā)生了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但是，總體來講，形勢比危機高潮時好多了。一方面，危機在消退，另一方面，去年增長率又調高了，從8.7%調到9.1%了。對美國、歐洲和日本經濟的預測大多也認為，2010年是復蘇之年。綜合國內和國際的情況，從中國的角度來考慮，我覺得現(xiàn)在恢復這個彈性，條件是成熟的。

　　胡舒立：但是，怎么評價匯率改革在外部失衡中的作用呢？

　　易綱：國外的學者是從他們的框架來分析的，認為匯率對再平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實歷史表明，匯率確實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一個決定性變量?；仡櫲毡竞偷聡臍v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日元和德國馬克在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的升值，并沒有導致日本和德國的順差馬上消失。這一點對中國的情況也適用。但是這個問題最難的一個回答，是反過來問，假如匯率升值也還無法調整中國的順差，那么，升值不是只占便宜不吃虧嗎？你想，如果我升值了，我買你什么都便宜了，結果我自己的順差還沒調下去，那不是你升值就只占便宜不吃虧了嗎？這個問題更難回答。

　　怎樣才能成為“游戲規(guī)則”的制定者？

　　胡舒立：中國能否成為“游戲規(guī)則”的制定者？

　　易綱：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常說，要參與國際游戲規(guī)則的制定。所謂國際貨幣體系，誰是游戲規(guī)則的制定者呢？顯然是美國等主要發(fā)達國家。那么，它為什么是游戲規(guī)則制定者呢？是因為美元等市場是開放的，是世界金融市場的主市場。那么，在這些市場上，不論股票，還是債券，市場的游戲規(guī)則制定者當然是美歐等國當局。我們?yōu)槭裁床荒墚斢螒蛞?guī)則制定者？如果中國的市場開放，只要人家進了中國的市場，那中國貨幣當局和監(jiān)管當局當然是游戲規(guī)則制定者，這是毫無爭議的。

　　胡舒立：我最近采訪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他認為人民幣遲早要成為儲備貨幣，而盧布最多成為區(qū)域性貨幣。你怎么看？

　　易綱：我們自己可不能覺得中國了不得了，忘乎所以，這是非常有害的。中國還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要有自知之明。

　　胡舒立：那人民幣有沒有可能成為儲備貨幣呢？世界有沒有這種需求呢？

　　易綱：這種說法，有一半是給中國戴高帽，有一半也反映了他們的一種預測。我們要謙虛謹慎，還是要韜光養(yǎng)晦。如果別人選擇人民幣作儲備貨幣，我們也不阻撓，這是市場需求。但是，我們不去使勁地推動，我覺得這是一種最好地、最優(yōu)地選擇。千萬不要人家一給戴高帽，就覺得人民幣真的離儲備貨幣很近，其實差得很遠。

　　胡舒立：一種貨幣成為儲備貨幣是市場自然的選擇結果呢？還是需要政府來一錘定音，還是二者互相推動？

　　易綱：一種貨幣成為儲備貨幣，首先是憑借所在國家或國家聯(lián)盟的經濟實力；其次是其文化凝聚力和感召力；第三，是政治和軍事的實力。

　　經濟實力是第一。文化是第二，文化的感召力是非常重要的，你的核心價值觀，能不能被廣大的國家和地區(qū)接受。真正的儲備貨幣，一定是在全世界相對而言，其背后的文化和價值觀是有影響力的。

　　不要低估歐美修復能力

　　胡舒立：前兩年，金融危機比較深重的時候，外界，包括中國有些人，對美國過分看空，然后對歐元過分看好。然后，這次歐洲債務危機表明，“老歐洲”也不值得唱多。以前，投資者對美國的問題估計不足，現(xiàn)在又似乎把美國看得太空了。

　　易綱：我只談談中國的外匯儲備投資。我們堅持外匯儲備多元化、分散化，指的是幣種和資產兩個層次。幣種上，就是在美元、歐元、日元、英鎊、新興國家貨幣等，都要有分散化投資。在決定投資某個幣種后，接下來就要決定在這個幣種上，是買債券，還是買其他資產，就是說，在資產上也要分散化?；氐侥銊偛盘岢龅膯栴}，我們并沒有一會特別看空美元、一會特別看空歐元。我們這么大個盤子，也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做出調整。我們堅持分散化原則，實際上是一個資產配置原則。

　　這一資產配置原則又是根據什么決定的呢？是參考中國的實體經濟定的，按中國貿易的比例，然后是FDI的比例，還有一個因素是結算的比例。

　　胡舒立：中國外匯儲備以往很少評論具體投資，但近期就“兩房”問題連續(xù)表態(tài)，“兩房”為什么這么重要？

　　易綱：“兩房”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在美國房地產市場中起著關鍵的作用，而且對金融市場穩(wěn)定至關重要。次貸危機爆發(fā)初期，美國政府還依賴這兩家機構緩解危機，隨著危機深化兩家機構也出現(xiàn)了問題，美國政府隨后接管了“兩房”，目前財政部已擁有“兩房”約80%的股份，是最大股東。此次“兩房”根據交易所相關規(guī)定退市，但對“兩房”的債券未造成負面影響。近期外匯局的回應是希望幫助大家理解外匯儲備資產是安全的，管理是有效的。

　　胡舒立：金融危機發(fā)生之后，歐洲、美國做了一些調整、修復，你怎么看待它們的修復能力？

　　易綱：他們的修復能力是很強的，我們千萬不要低估了美國和歐洲。美國通過的金融監(jiān)管改革法案，是繼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和克林頓總統(tǒng)簽署的現(xiàn)代金融服務法案后的又一個里程碑，這是對過去幾十年的歷史，特別是這輪金融危機的反思。這個法案，再加上英國最近新的金融監(jiān)管框架的路線圖，還有G20指導下的金融穩(wěn)定理事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巴塞爾委員會、國際清算銀行，制定出了一系列金融監(jiān)管標準，構成了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內全世界金融監(jiān)管標準和監(jiān)管框架。在這種監(jiān)管框架下，他們的修復能力是比較強的，修復速度是比較快的。

　　對國際金融監(jiān)管框架的建立，歐洲人也做出了很多貢獻。當然，在美國監(jiān)管改革法案通過后，美國人走在了前頭。

　　胡舒立：最近，我跟高盛副主席邁克埃文斯談了一下。他說，高盛準備徹底調整其策略。原來，整個華爾街對美國金融法案還比較抵制。他說高盛要調整定位，擁護金融改革。第二，針對SEC的，要搞一個和解。他說，我們必須承認自己有錯，盡管這個個案有政治因素。大家對改革法案評價這么高，為什么美國推得還這么難呢？共和黨為什么強烈反對？

　　易綱：推動難，主要是因為利益。這個法案中一些傷害投資銀行、商業(yè)銀行利益的一些條款，已經磨得平和了許多，做了一些妥協(xié)?？偟膩碇v，我覺得這個法案是比較正面的，為什么呢？迅速地出臺這個法案，比懸而不決好得多。懸而不決就是不確定性，這個法案一出臺，等于靴子落地了，市場上預期就穩(wěn)定了，市場就可以正常運作了。

　　以平和心態(tài)看待中國經濟增長

　　胡舒立：我還想問一下宏觀這塊，你現(xiàn)在覺得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大不大？

　　易綱：簡單地回答，我認為“二次探底”的可能比較小。但是，準確的解釋取決于如何定義“二次探底”。今年美國經濟增長在2.5%—3.5%之間是比較靠譜的，日本今年應該是正增長，甚至比2%還要高一點。歐洲可能在0.5%—1.5%。這樣的結果肯定稱不上“二次探底”。當然美國的房地產和就業(yè)情況不好，還存在許多不確定性。

　　胡舒立：現(xiàn)在，中國經濟有沒有可能掉下來？上半年是11.1%。

　　易綱：中國經濟增長全年可達9%以上，這應當說是相當高的增長了。高增長也是一個情結?，F(xiàn)在，我希望多輸入一些平和的心態(tài)。這樣，能夠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期持續(xù)得更長一些。中國實際上現(xiàn)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經濟基數越來越大，增長率肯定應該逐步慢下來，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環(huán)境的約束已經到了空前緊張的時候了。地下水、空氣、碳排放，等等。還有一個就是資源的約束，包括能源的進口。按照人類經濟增長的規(guī)律來講，今后中國經濟增長肯定會逐步放慢一些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年均GDP增長率在9.5％以上，新世紀的頭十年，我國增長率已經超過10%了。第二個十年，如果平均增長率在7%—8%的話，我覺得就是很高的增長率，問題是我們能不能維持住這樣一個增長率。然后，我們還要看第三個十年，要能夠維持5%—6%的增長，那么，中國就實現(xiàn)了50年的快速增長。這在人類歷史上是沒有過的。

　　中國經濟的問題是增長的質量，這就是我們?yōu)槭裁船F(xiàn)在要調結構、要轉變發(fā)展方式，其真正含義都是在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應該把自己的心態(tài)調得更加平和一點。（來源：外匯局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