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官方稱彭宇承認與當事人發(fā)生碰撞 賠償1萬

　　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書記劉志偉談：

　　不應被誤讀的“彭宇案”

　　由于多重因素被誤讀和放大的這起普通民事案件，不應成為社會“道德滑坡”的“標志性事件”

　　?？诰W(wǎng)1月16日消息? 因廣東佛山2歲女童遭汽車碾壓而路人漠視的“小悅悅事件”，輿論再次將矛頭指向4年前已和解結案的南京“彭宇案”，認為是此案錯判產(chǎn)生的負面效應，導致人們不愿做好事甚至見死不救。一些地方出現(xiàn)老人摔倒無人攙扶、做好事反被誣告等現(xiàn)象，也屢被歸咎為“彭宇案”的影響。

　　針對輿情反映，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書記劉志偉近日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獨家專訪時指出，輿論和公眾認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實真相。由于多重因素被誤讀和放大的這起普通民事案件，不應成為社會“道德滑坡”的“標志性事件”。

　　事實真相

　　劉志偉綜合當事人陳述和法庭調查，向記者介紹了“彭宇案”的基本事實。

　　2006年11月20日9時30分左右，64歲的退休職工徐壽蘭在南京水西門廣場公交站等車時，有2輛83路公交車同時進站。徐壽蘭急忙跑向后面一輛乘客較少的公交車，當她經(jīng)過前一輛公交車后門時，26歲的小伙子彭宇正從這輛車的后門第一個下車，雙方在不經(jīng)意間發(fā)生相撞。急于轉車的彭宇先向車尾看了一下，再回頭時發(fā)現(xiàn)摔倒在地的徐壽蘭，隨即將她扶起，并與后來趕到的徐壽蘭家人一起將她送往醫(yī)院治療，其間還代付了200元醫(yī)藥費。

　　經(jīng)診斷，徐壽蘭摔傷致左股骨頸骨折，需住院施行髖關節(jié)置換術，費用需數(shù)萬元。此時，雙方因賠償問題發(fā)生糾紛，先后報警，但未能達成一致。2007年1月12日，徐壽蘭將彭宇訴至南京市鼓樓區(qū)法院，指認他將自己撞傷，并索賠包括醫(yī)療護理費、殘疾賠償金和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共計13.6萬元。

　　當年4月26日，鼓樓區(qū)法院第一次開庭審理此案，彭宇的妻子在代他出庭答辯時，沒有說彭宇是做好事，只提出：“原告受傷非被告所導致的，不應該承擔責任?！?/p>

　　6月13日第二次開庭進行法庭質證時，彭宇在答辯中表示：“我下車的時候是與人撞了，但不是與原告相撞?！碑敱粏柤鞍言娣銎饋沓鲇谑裁茨康臅r，他回答：“為了做點好事?！痹诘弥嫔暾堈{取的事發(fā)當日城中派出所接處警的詢問筆錄已丟失時，他對由當時處置此事警官補做的筆錄提出異議，并表示要向有關部門和媒體反映這一情況。

　　7月4日，彭宇主動打電話給一位網(wǎng)站論壇版主，表示自己因做好事被誣告，將一個老太扶起后反被起訴，希望媒體關注此事。該版主立即用短信將這一情況通報給南京十多家媒體和網(wǎng)站記者。彭宇于當日向鼓樓區(qū)法院提出準許新聞記者采訪庭審的申請。

　　7月6日第三次開庭時，爭議的焦點是雙方是否相撞。由于事發(fā)當日接處警的城中派出所將對彭宇的詢問筆錄不慎丟失，在法庭上，該所便提交了由原告徐壽蘭兒子在其母住院接受警官詢問時，用手機自行拍攝的這份原始筆錄照片，以及據(jù)此謄寫的材料，其中主要內容是彭宇陳述2人相撞時的情況。雖然該照片顯示的內容已經(jīng)當時做筆錄的警官確認，但由于其來自原告的兒子，因而受到彭宇及旁聽庭審的媒體記者質疑。

　　9月3日，鼓樓區(qū)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原、被告相撞事實，其主要理由：一是城中派出所提交的原、被告相撞證據(jù)（接警時對雙方的詢問筆錄、警官證詞等），能夠相互印證并形成證據(jù)鏈；二是由被告申請的證人，并沒有看到原告摔倒的過程，只看到被告扶起了原告，也就不能排除此前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三是被告本人在接受警方詢問和第一次庭審時，并沒有表示自己是見義勇為，也沒有否認相撞的事實，只不過不是“撞人”而是“被撞”，因而對其自稱是見義勇為的主張不予采信。

　　一審判決同時認為，雖然原告系與被告相撞后受傷，但由于原告在乘車過程中無法預見將與被告相撞；被告在下車過程中因為視野受到限制，也無法準確判斷車后門左右的情況，因而在本次事故中，原、被告雙方均不具有過錯。依據(jù)民法通則按公平責任分擔損失的原則，判決被告彭宇承擔40%的民事責任，給付原告徐壽蘭4.5萬元。

　　因雙方當事人均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南京市中院于當年10月初進行調查，并在南京市公安局指揮中心查找到事發(fā)當日雙方分別報警時的兩份接處警登記表，其中的“報警內容”一欄，均記錄了兩人相撞的情況，這些新證據(jù)為澄清事實提供了重要佐證。

　　在南京中院二審即將開庭之際，彭宇與徐壽蘭達成庭前和解協(xié)議，其主要內容是：

　　對于調解結果，彭宇最近也表示，在2006年11月發(fā)生的意外中，徐壽蘭確實與其發(fā)生了碰撞，事后經(jīng)法院調解，他對結果表示滿意。

　　誤讀原因

　　劉志偉說，為什么一起經(jīng)法院審結、當事人已和解的普通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在公眾輿論中成了“好人被冤枉”、“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并被斥之為社會道德滑坡的標靶？追蹤“彭宇案”的演化過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判定“彭宇案”的關鍵事實是“二人是否相撞”，如確認相撞，由彭宇分擔一定的損失完全合乎法理和情理。但恰是在這個最重要的關節(jié)點上，警方丟失了事發(fā)時對雙方的詢問筆錄，使鼓樓區(qū)法院一審判決對原、被告相撞事實的認定，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證據(jù)支撐，其判決結果因此受到輿論質疑。

　　從南京中院在一審判決后查找到的當事雙方報警記錄上，可以看到原、被告在事發(fā)當日分別向警方陳述事實時，均表示與對方發(fā)生了碰撞。在隨后城中派出所的調查詢問筆錄中，雙方更詳細地說明了各自在碰撞時的行態(tài)、動作、感受，且能相互印證。一審法庭調查在找不到碰撞瞬間的目擊證人時，警方在事發(fā)第一時間的詢問筆錄就是一個重要證據(jù)。但這份筆錄被接處警的城中派出所在該所房屋維修過程中不慎丟失。正因為此，彭宇在以后的庭審中一直堅持“無碰撞”答辯。旁聽公開審理的一些媒體也逐漸形成了“彭宇是做好事被誣陷”的一邊倒傾向。

　　其二，法官在一審判決中對原、被告相撞事實認定的一些推理分析，偏離了主流價值觀，引發(fā)輿論嘩然和公眾批評，導致社會輿論普遍不認同一審判決結果。

　　從一審判決看，法官根據(jù)“日常生活經(jīng)驗”和“社會情理”分析，彭宇“如果是見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應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僅僅是好心相扶”；彭宇“如果是做好事，在原告的家人到達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實經(jīng)過并讓原告的家人將原告送往醫(yī)院，然后自行離開”，但彭宇“未做此等選擇，顯然與情理相?！?。對事發(fā)當日彭宇主動為原告付出200多元醫(yī)藥費，一直未要求返還的事實，法官認為，這個錢給付不合情理，應為彭宇撞人的“賠償款”。這些不恰當?shù)姆治鐾普?，迅速被一些關注彭宇案的媒體抓住、放大，引起公眾的普遍質疑與批評。由此不斷升溫的報道將對此案的事實判斷上升為價值判斷，在道德追問中忽略了對事實真相的探究。

　　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中，盡管一審判決認定雙方相撞的事實和結論是對的，適用法律也是對的，但公眾普遍接受的“彭宇案”信息，卻是此案“判決不公”“彭宇是做好事反遭誣陷賠償”，產(chǎn)生的負面效應是頻頻見之于報端、廣播、熒屏等傳媒的“老人倒地不能扶”“好人做不得”的道德評判。

　　其三，在南京中院二審開庭前，彭宇與徐壽蘭達成庭前和解協(xié)議，雙方對此均表示滿意。但依據(jù)當事人要求，在和解協(xié)議中增設了“雙方均不得在媒體（電視、電臺、報紙、刊物、網(wǎng)絡等）上就本案披露相關信息和發(fā)表相關言論”的保密條款，從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時讓公眾知曉，經(jīng)數(shù)年發(fā)酵，逐步演化為社會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

　　據(jù)了解，“彭宇案”在一審期間，由于媒體的高度關注和連續(xù)報道，包括原、被告及法官等當事人均不堪其擾。徐壽蘭老人因摔傷行動不便，在家養(yǎng)病的她不斷接到陌生人的謾罵攻擊電話，指責她“誣陷好人”；蹲守在她家門口的記者，一次次強行將話筒遞進來要求采訪。彭宇面對一撥又一撥的記者和來自各方的詰問，也深感煩惱。因而雙方在南京中院二審組織的庭前調解中，均提出了不再向媒體披露此案信息的要求。對此，雖有相關司法解釋可以允許當事人不公開民事調解協(xié)議的內容，但對及時公布、解析已被誤讀的彭宇案真相，造成了難以彌補的缺憾。

　　鑒于此案近期又被引起高度關注，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前，南京政法部門事先征求了有關當事人及親屬的意見，他們同意公開此案的相關情況，但同時希望不要引起新的炒作，打擾他們正常的生活。

　　深刻教訓

　　劉志偉表示，“彭宇案”的負面效應，是許多當事者始料不及的。作為政法部門應引以為戒，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訓，努力提高司法辦案水平，營造良好的社會道德環(huán)境。

　　首先，應高度重視“彭宇案”反映的辦案人員的職業(yè)素養(yǎng)問題，切實加強政法隊伍的職業(yè)化建設。

　　法院調查的原始證據(jù)表明，“彭宇案”中原、被告發(fā)生相撞的事實是成立的，一審據(jù)此判決的結果是適當和正確的，二審之前當事人達成庭前和解協(xié)議的直接效果也是好的。但案件審理中出現(xiàn)警方丟失詢問筆錄等關鍵證據(jù)，一審判決說理、表述不當?shù)葐栴}。雖然相關人員在事后給予了停職、調離和警告的處分，但加強政法隊伍制度建設和思想業(yè)務建設仍刻不容緩。

　　汲取此案的一個深刻教訓，就是要注重司法裁判對社會主流道德取向的引導作用，要把正確的價值判斷和社會主流價值觀有機融入司法裁判全過程。

　　其次，對一些敏感性強、社會影響大、公眾關注度高的案件，應重視輿論引導，積極與媒體溝通，確保報道客觀公正，防止出現(xiàn)背離事實真相的不當炒作，誤導公眾。

　　“彭宇案”在審理期間就出現(xiàn)了偏離事實真相的報道和輿情，但辦案單位并沒有足夠重視并對此進行正確引導，對判決之后可能出現(xiàn)的輿情也沒有充分的預計，當此案形成輿論熱點后，又缺乏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使得相關報道逐步偏離事實真相，最終形成判決結果與公眾認知的巨大反差。

　　汲取此案的一個深刻教訓，就是要注重保障熱點案件的公眾知情權，妥善處置為當事人保密和保障公眾知情權的關系，實現(xiàn)案件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tǒng)一。

　　同時，要大力表彰社會道德楷模和先進典型，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營造引人向上、促進和諧的良好社會環(huán)境。

　　“彭宇案”被誤讀和放大的負面效應，既有辦案部門操作環(huán)節(jié)的失誤，也反映了公眾對社會道德缺失、誠信危機的擔憂。為此，要在全社會樹立昂揚向上的道德風尚。南京近5年涌現(xiàn)出6600多名見義勇為的先進個人，其中，平民英雄周光裕、智勇的姐陳亞林、舍身救人好少年季誠為市民耳熟能詳，尊為楷模。南京通過宣傳先進典型，弘揚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導向的道德思想和行為規(guī)范，逐步在全社會營造互幫互助、誠信友愛的道德環(huán)境。

　　汲取此案的一個深刻教訓，就是要倡導公民對在日常生活中經(jīng)常發(fā)生的一些矛盾、糾紛，應本著包容平和、互謙互讓的精神，更多地通過調解、協(xié)商的方式解決，這樣做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也更符合中華民族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道德。（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徐機玲 王駿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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