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深圳漁民親切握手。
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微信公號“俠客島”8月10日深夜刊文,解讀中央紀念鄧小平方式的講究和其中深意。這是鄧小平逝世之后第一個“逢十”的紀念年份,如何進行,體現出的不僅是政治待遇,更是中國的政治判斷與政治走向。從紀念的時間節(jié)點以及主辦部門中,可以窺見一斑。
8月10日,農歷七月十五,中元節(jié)。今晚的“超級月亮”之下的街頭路口,到處是影影綽綽的路人為紀念先人點燃的火。
12天后的8月22日,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的紀念日。他已離開我們17年。隨著前天央視《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開播,對于鄧小平的紀念也將迎來密集的高潮。
事實上,繼去年毛澤東120周年誕辰紀念之后,從年初開始,外界就一直非常關注今年中央領導集體將以何種形式紀念鄧小平,并將其視為如何看待新中國“前后三十年”、如何處理革命遺產與改革開放之間關系的信號。
8月10日俠客島的文章點出了紀念鄧小平的意義。那么,紀念鄧小平的方式,又有什么講究和深意在其中?
??? 官方紀念慣例
對于已故領導人,中央有著詳細的規(guī)定。多詳細?詳細到什么身份的領導人,在什么年份紀念,以什么樣的方式紀念,由誰主辦,什么級別的領導同志出席,都有講究。值得一提的是,這份詳細規(guī)定下發(fā)于18年前的1996年,彼時鄧小平還在世。
在這份由中辦、國辦聯合下發(fā)的《關于舉辦已故黨和國家領導同志誕辰紀念活動的通知》中,將需要紀念的人劃分成了5個部分。
第一部分只有一人:毛澤東。毛主席的誕辰無論“逢十、逢五十、逢百周年”,都由中共中央舉辦紀念活動。
第二部分,是“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云等在黨的歷史上處于核心領導地位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紀念的時間節(jié)點相同,唯一差別是主辦部門不同:“逢十周年,發(fā)表紀念文章,中央有關部門召開紀念座談會,中央領導同志出席并講話”,而五十周年和一百周年時,則由中共中央召開紀念座談會、紀念大會,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出席并講話。
之后的三個部分,則按照生前級別不同,從“已故的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已故知名人士”,都有詳細規(guī)定。
從這一官方近20年來遵循的慣例來看,今年中央對鄧小平的紀念,由于是“逢十”的年份,因此真正的看點就在于,是由中共中央來主辦,還是由“有關部門”來舉辦紀念活動,以及中央領導將發(fā)表怎樣的紀念講話。
畢竟,這是鄧小平逝世之后第一個“逢十”的紀念年份,他將按照此項規(guī)定的哪一條進行,體現出的不僅是政治待遇,更是中國的政治判斷與政治走向。
??? 中央地方部署
事實上,對比今年和去年,已經能窺知一二。
去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中央一早就下發(fā)了文件進行安排。而今年年初,對鄧的誕辰紀念,也下發(fā)了類似的文件。從中央到地方,都有類似的活動已經進行或正在進行中。
比如“發(fā)表紀念文章”的安排,就已在黨媒上進行了一段時間。
從6月起,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就已發(fā)表了四篇與鄧小平有關的文章,分別是《未被整理到“南方談話”要點中的“要點”》、《鄧小平談話講的六條準則》、《鄧小平一個鮮為人知的自我評價》以及《鄧小平選人的五條標準》。
而8月1日的《求是》雜志,則刊發(fā)了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的文章《鄧小平與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為紀念鄧小平110周年而作》。逄的另一個為人熟知的身份,是《毛澤東傳》的主編。
在鄧小平的老家四川廣安,雖然在離家參加革命后的70多年里,鄧小平因為“興師動眾、騷擾地方”(鄧小平之女毛毛語)的顧慮而再未歸家,但是從年初起,當地就擬定了紀念鄧的時間表。2月19日鄧小平忌辰當天,鄧小平就讀過的翰林小學正式被改成了“紅軍小學”;在他的誕辰前夕,當地修建的“鄧小平緬懷館”也將落成。
去年的毛澤東誕辰,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悉數到場瞻仰遺像,劉云山主持召開座談會,習近平發(fā)表了講話;今年的紀念活動,對于“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應該也有類似的規(guī)格。畢竟,中國現在正在進行的,正是鄧小平開創(chuàng)的道路。
??? 如何處理“前后三十年”
一直以來都有聲音認為,毛主政的“前三十年”和鄧開創(chuàng)的“后三十年”之間,是有矛盾的。前者代表著中國自晚清以來的革命傳統(tǒng)和革命遺產,后者則開創(chuàng)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關于此問題的分析論述,詳見今天推送的另一篇文章)。
其實早在去年1月,習近平就作出了回答。
在2013年1月5日的十八大新進中央委員與候補委員關于十八大精神的研討班開班儀式上,習近平就在講話中說:“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換句話說,兩個三十年是不能割裂的。兩個三十年的代表人物,同樣適用于這一判斷。
而在當年的12月26日,習近平在毛澤東誕辰120年座談會上,又提出了如何評價歷史人物的方法: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guī)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fā)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yè)績來。
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盡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斗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并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p>
這兩段方法論,無論評價毛還是鄧,都有相當的實際意義。而新一屆中央集體在反腐、全面深改、作風建設方面的力度與決心,也無疑讓人看到對前后三十年遺產的共同繼承與發(fā)揚。
因為說到底,革命與改革,都是為了謀求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正如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所言,“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yè)將默默地、但是永恒發(fā)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這,才是今天我們?yōu)槭裁匆o念鄧小平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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