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長周小川：將繼續(xù)實行穩(wěn)健貨幣政策

圖為2月26日（星期五）上午9:30在中國人民銀行上?？偛颗e行記者會

　　新華網消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2月26日出席新聞發(fā)布會時指出，我國將不會過度基于外部經濟或者資本流動來制定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將繼續(xù)實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在利率以及貨幣政策數量方面的考慮，主要還是要使國內經濟更加健康發(fā)展，在新常態(tài)下確實使得經濟發(fā)展轉向新的增長模式，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續(xù)，結構更加優(yōu)化。

　　他提到，貨幣政策從過去比較偏重于數量型的貨幣政策調控，逐漸轉向更加注重于價格調控的貨幣政策體系。利率會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同時利率信號比較清晰，也不要有過大地偏離，所以要逐漸建立利率走廊。

　　周小川表示，貨幣政策是有效的，其在應對危機中確實也做出了很多適當的反應，緩解了危機，對度過危機、加快復蘇，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別的政策應該跟上，光用貨幣政策就有可能過度。他提醒，貨幣政策如果用得太多，效應就有可能出現遞減。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記者會文字實錄如下：

　　易綱：女士們、先生們，各位記者朋友，大家上午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記者會！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加快和經濟總量的不斷增加，國內外各界對中國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和金融改革開放政策高度關注。各位媒體朋友做了大量的報道，也非常期待能夠多聽一些中國央行的聲音。

　　大家知道今天晚上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將在上海召開。

　　今天上午周小川行長專門抽出時間和參與此次會議的記者朋友見面，并且愿意回答大家的問題。

　　為了更有效地和各位記者朋友溝通，我們在會前總結了一些帶有共性的問題，而且在今天早晨記者朋友們一到就發(fā)了一個小本子，小本子是中英文的，一共有16個問題，前一半是關于G20的，后一半關于宏觀經濟和貨幣政策的。

　　今天的記者會主要回答針對G20和中國經濟金融有關問題。過幾天中國的兩會就會召開，屆時周行長還會出席兩會期間的記者會，回答有關國內兩會的熱點問題。

　　下面首先請周小川行長講幾句話。

　　周小川：各位記者朋友們早上好，歡迎大家參加今天的記者會。剛才易綱先生說到我們今明兩天將進行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我簡單說幾句，G20是全球主要國家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共同合作，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和金融穩(wěn)定的重要平臺，并在近年來已經發(fā)揮重要的作用。比如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推動包括巴塞爾標準在內的全球金融部門的改革，國際貨幣資金組織份額和治理改革形成共識，實現全球稅收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

　　中國是G20的重要參與國，習近平主席參加了G20圣彼得堡的峰會，前年參加了布里斯班的峰會，去年參加了安塔利亞的峰會，中國在G20中也起到了我們作為一個經濟大國應有的作用，也致力于解決G20所關心的各種問題。

　　今年中國接任G20主席國，所以我們可能在這方面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大家都很關注G20的峰會，每年還有四次部長和央行行長的會，此外還有一些副手會和配套的其它會議。這次是今年的第一次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的會議，也是為G20做準備的一個重要的開端。我們所關心的這些議題剛才正好我在IIF也做了一個開場白，有這么幾個議題是人民銀行特別關心的：一個是推動G20加強政策協調，采取積極行動推動經濟增長和維持金融穩(wěn)定；另外一個是討論完善國際金融體系的框架，構建更加平穩(wěn)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再有一個是繼續(xù)努力推動全球金融部門的改革，并研究如何應對金融體系中出現的新風險和脆弱性；此外還有一個推動完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促進普惠金融的發(fā)展；這次還有一個新的題目是研究通過綠色金融來調動更多的資源用于綠色投資。所以我就先說這么幾句，我愿意和易綱一起回答記者朋友們的問題。

　　易綱：謝謝周行長。下面請大家提問，在提問之前請報一下你的姓名和所代表的新聞機構，大家知道今天來的記者非常多，為了讓更多的記者有提問的機會，請每家媒體只提一個問題。

　　新華社：謝謝易行長，我是新華社記者，最近幾個月我們的外匯儲備連續(xù)出現比較大的下滑，1月份單月降幅達到一千億美元以上，外界比較關心，請問周行長對外儲大幅下滑是否存在擔心？怎樣的外匯儲備規(guī)模是我們應該守住的安全底線？針對外資流出央行有什么新的舉措？

　　周小川：中國的外匯儲備規(guī)模是始終處于變動之中，不像石油的油田儲備量是一個固定的數，把油抽完了就沒有了。外匯儲備有點像水庫里流水的水庫，上游不斷的有水進來，下游也有不斷的出的，中間部分是外匯儲備。

　　過去，外匯儲備變動可分兩個階段，90年代處于外匯比較短缺的階段，2002年起外匯儲備快速增長。一度使得我們覺得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積累過多，同時國際上也把這種擔心寫到G20的文件里頭，意思就是說有些國家經濟發(fā)展有些不平衡，外匯儲備積累過多。過多意味著外匯儲備應該有所減少。它也不會直線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后會進入拐點，往下走。應該說資本流動多數情況是正常的，社會上有觀點認為去年外匯儲備下降過快了一些。那么這里頭有多種因素，所以政策應對也是多方面的。至于說您說的外匯儲備究竟什么樣的水平比較合適？這個問題有各種各樣的學術的觀點，過去多少年大家都說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最好是能夠支持三個月的進口的支付，但后來好像很多觀點都改變了，這個說法現在也不太流行了。我認為大家可以參考幾種主要的說法，包括國際貨幣基金對合適規(guī)模的一些觀點，但是恐怕現在很難說某一種觀點就能夠占主導優(yōu)勢。保持我們國家的對外支付能力目前沒有值得擔心的地方。從政策上來講，為了保持外匯儲備處于合理正常水平，主要是確保宏觀經濟政策正確，使不平衡因素走向平衡。

　　最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于維護宏觀經濟的健康性也是非常重要的。這里面包含著匯率政策也應該是較正確的，如果匯率政策不正確也會導致資本的流動。

　　最后大家也要關注國際的各種變動，國際的各種變動會引起資本流動的變化，特別是對新興市場而言，因此大家需要加強協調、減少溢出效應，共同努力。

　　路透社：周行長您好，我是來自路透社的記者，您對于中國資本外流情況有怎樣的判斷？對中國貨幣政策有怎樣的影響？同時最近中國央行官員也表示，降低利率和存款準備金可能對人民幣匯率產生影響。您對未來兩年中國建立利率走廊有什么樣的看法？

　　周小川：關于資本外流的題目，剛才已經說到。我覺得宏觀經濟政策，最主要的還是宏觀經濟健康，大家有信心。國際市場會有一些波動，這些波動也會影響國內經濟的信心。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把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政策搞得更有說服力，國內經濟增長、健康發(fā)展，大家更有信心，對結構性政策改革更有信心，這樣的話我認為資本流動出現一時的波動，它就會逐漸回歸理性，沒有太多問題。

　　至于國內的貨幣政策，我覺得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更重要的還是考慮中國整個宏觀經濟的整體情況，不會是過度基于外部經濟或者資本流動來制定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因此我們說，我們繼續(xù)實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在利率以及貨幣政策數量方面的考慮，主要還是要使國內經濟更加健康發(fā)展，在新常態(tài)下確實使得經濟發(fā)展轉向新的增長模式，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續(xù)，結構更加優(yōu)化。

　　這里的一個因素，就是剛才您所提到的，貨幣政策從過去比較偏重于數量型的貨幣政策調控，逐漸轉向更加注重于價格調控的貨幣政策體系。利率會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同時利率信號比較清晰，也不要有過大地偏離，所以要逐漸建立利率走廊。我們現在還處于建立利率走廊的過程中，大家開始逐漸關注和習慣這樣一種變化。過去走廊中間值是依賴于基準利率，現在更多依靠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所產生的利率作為中間值。利率偏離中間值過多的時候，中央銀行的貨幣市場操作會給予關注，使得它處于合理區(qū)間。

　　中央電視臺：上午好，周行長，我是中國中央電視臺的記者。我們關注到去年下半年開始，新興國家的貨幣出現了暴跌，日本和歐洲等國家和地區(qū)都在持續(xù)實行量化寬松的政策，全球進入新一輪貨幣貶值的競賽，在這種情況下，有聲音說各國應該加強合作，特別是大國要建立匯率的協調機制共同干預外匯市場，對于這樣的觀點您怎么評價？您認為有沒有必要建立這樣的協調機制？

　　周小川：首先最近國際市場上有些動蕩并不只限于外匯市場，也有其它的金融市場出現了波動，這是大家都關注的。

　　在關注這些變動的情況下，G20就是一種加強各國之間政策協調的一種機制，在G20的討論中，包括加強政策協調、克服危機，實現強勁可持續(xù)和平衡增長，這些都是G20協調共同行動的內容。

　　至于說G20是否會專門就匯率進行協調，過去沒有這么做，現在有個別人提出這樣的議題，那么我們今明兩天看看G20是如何討論這樣的問題。我想指出宏觀政策和增長政策的協調，覆蓋面是比較大的，不一定說一定要就某一項具體政策來進行協調。

　　對于是否存在競爭性貶值，多個國家采用競爭性貶值來贏得出口競爭力，中國歷來的觀點是我們反對競爭性貶值，反對用貶值贏得出口競爭力的這種方式。同時中國因為總體來講出口還是很強大的，去年，凈出口數量還是非常大的，貨物貿易的順差接近6000億美元，所以我們也不會用參與競爭性貶值來增強中國的出口能力，這一點李克強總理也反復強調過。所以我們想， G20會通過全球的總需求管理，強調全球的結構性改革以及強調促進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xù)和平衡增長，從這些角度會做出有成效的協同。謝謝！

　　彭博社：周行長您好，我是來自彭博社的記者。我想問的問題是，市場應當如何理解人民銀行目前盯住一籃子貨幣的政策？因為同時也參考美元，關注的重點應該是什么？

　　周小川：這個大家知道，人民銀行的正式提法沒說是盯住一籃子，我們是參照一籃子貨幣。參照一籃子貨幣提出的時間比較早，但是它的進展也是起起伏伏。其主要原因還是全球經濟的多元化，也就是說全球多種貨幣都在起作用，而且有一些貨幣的作用還在逐漸加強。因此我們所謂參照一籃子就是在頭一天外匯市場交易的基礎之上，在第二天形成開盤中間價，我們在書面的材料里也提到了，中間價的形成過程中考慮一籃子貨幣的變動，所以是參照一籃子貨幣。

　　隨著全球經濟多元化，多種貨幣的重要性的權重變化，一籃子貨幣的重要性會越來越大。但是實際上，大家也都知道在一籃子貨幣里頭，美元仍舊是最主要的貨幣。我們有三種主要的人民幣匯率指數，在這些指數里頭，美元都還是起主導性的作用。但是歐元、日元、英鎊和其他貨幣，甚至包括新興市場的貨幣，也都有一定的適當的權重。

　　因此您所說的，一籃子貨幣跟參照美元之間的關系，就是參照一籃子里頭權重最大的還是美元。謝謝。

　　經濟日報：周行長你好，我是經濟日報的記者，我想問“811”匯改以來我們看到在匯率市場上出現了較大的兩輪波動，這輪波動也影響到了其它的金融市場，引發(fā)了一些共振，你怎么看防范系統性風險方面央行下一步的考慮。然后我們還有哪一些舉措防范金融市場的交叉共振？

　　周小川：因為全球包括中國經濟都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因此任何政策的制定出臺，包括改革政策的出臺，確實一方面應該精心設計，事先最好能夠把各種情況都顧及到，另外一方面也確實面臨挑戰(zhàn)，有很多事先不太掌握的情況。

　　那么我們說從金融市場的角度來講，一個很主要的問題還是要使價格在均衡水平附近，這里頭不僅包括外匯市場也包括其它金融市場，要防止泡沫的出現和積累，特別是如果嚴重的偏離了均衡水平，它就必然有調整的壓力。

　　當然與此同時，金融市場各個的不同的市場板塊，相互之間是有可能產生相互影響，有時候有共振，因此每一個項具體的政策調整和變動確實從理論上講應該事先考慮好對其它市場可能產生的影響和是否有相互增強的共振。國際上來講，各種政策的制定可能會產生溢出效應，理論上說你是國內政策，但是實際上會產生國際影響。因此除了國內以外，國際上也要做些考慮。

　　但是這個并不是所有的事情事先都能夠預見到，因此你提的問題我認為可能在今后政策制定和事先對政策的效果進行模擬的時候需要更加小心。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夠縮手縮腳，有的要做的改革、要對中國經濟做出實際性的改善，特別是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的還是要果斷的進行推行的，出了一定的問題還可以進行適當的彌補。

　　像剛才所說的一樣，關鍵還是經濟的基本面，如果經濟總體是健康的、可持續(xù)的，那么一些小的金融市場的波動，金融市場經常反應有時候是比較過沖的，它反應比較激烈，只要你經濟總體的基本面是好的話，那么它也會經過短期波動以后會回歸正常。謝謝！

　　《經濟學人》：周行長您好，我是來自《經濟學人》的記者。感謝您舉辦此次記者發(fā)布會，這對媒體來說是非常好的事情，對人民銀行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希望這個媒體發(fā)布會能舉辦得更頻繁些，不僅僅是在G20和兩會期間。我想提的具體問題是關于中國的債務水平，包括家庭部門、公司部門和政府部門，目前債務水平加起來超過了GDP的250%。我們的信貸增速非?？?，而經濟增速已經開始下降，這意味著整個債務比例會不斷上升。我想問一下這個問題您有什么看法？債務比例是否有一個上限？別的一些國家經歷了這樣的快速債務擴張后，也經歷了一些經濟的動蕩，甚至會帶來經濟的危機。您認為中國在這方面會有什么不同的表現？

　　周小川：中國政府包括我們中央銀行都是高度關注。我們也精心進行國際比較。經過比較以后發(fā)現，債務問題確實像您所說的，中國債務比GDP是比較偏高的。同時債務比GDP還在繼續(xù)增長，需要引起警惕。是不是說有一個標尺，超過就會出問題，這個我們經過仔細研究也沒有發(fā)現非常明確的規(guī)律?？傊@個問題在宏觀經濟調控中是需要加以警惕的。

　　每個國家為什么不一樣，我們說中國有中國的特點。中國的特點，我們也有一些內部的討論，我想有三個因素特別需要關注。一個是中國的儲蓄率高，接近50%，這里面也包括政府儲蓄、居民儲蓄和企業(yè)儲蓄，是這三個部門的總儲蓄。其中最主要的還是居民儲蓄，其次是企業(yè)儲蓄。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儲蓄都是百分之十幾，有的國家低到一位數，所以這是不可比。

　　這么多的儲蓄，并且都是自愿的儲蓄，它就會想辦法使用。由于我們資本市場還在發(fā)育的過程，所以大量儲蓄是走銀行系統，當然也有一部分走債券市場。這部分的金融媒介把這些儲蓄轉變?yōu)閭鶆?，所以債務就會顯得比別的國家高一些。做橫向比較的時候要注意這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剛才也已經提到的，如果一個國家股本融資、股票市場發(fā)育得比較成熟，就會有很多資金通過股本融資變成企業(yè)的股權，那么債務就可以少一點。這個也是金融基本原理中大家都學到的。

　　中國也是有強烈的愿望使股本融資的市場更好的發(fā)展，我們也確實下了很大的力氣。但是確實也不能拔苗助長，所以它是有一個自然發(fā)展成熟的過程。這個過程中，仍舊是我們所說的所謂間接融資、特別是債權融資的渠道還是相當主要的渠道，所以也導致債務占GDP的比重偏高和繼續(xù)增長。

　　第三個，中國是從70年代末期開始改革開放，過去中國還是一個比較窮困的國家，人均GDP低，人均財富非常少，沒有過多的積累。不像一些發(fā)達國家經過了一二百年甚至幾百年的積累，財富存量比較大，所以轉換為投資時不需要借錢。中國白手起家，過去底子太薄。現在機會又很好，有那么多的機會大家可以辦企業(yè)、可以投資等等。機會又好，又沒有底子，怎么辦？就靠借錢，這也是其中一個因素。我們相信隨著中國國內的財富，特別是企業(yè)、個人的財富慢慢開始積累以后，靠借債的做法也會有所降低。所以對這個事還是要有耐心，我們既要防止過高債務率可能出現和造成的問題，充分吸取國際經驗，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審慎分析我們自己的國情，尋找一條道路逐步緩解這樣的現象。謝謝。

　　第一財經日報：我是第一財經日報的記者。金融危機以后各國推進了宏觀審慎改革，我國“十三五”規(guī)劃指出改革要完善適應現代金融發(fā)展的金融監(jiān)管框架，您認為金融監(jiān)管框架最優(yōu)模式是怎樣的？

　　周小川：您的問題實際上涉及兩個部分：一個是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也是G20的成果之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以后，G20國家共同努力借助巴塞爾委員會和金融穩(wěn)定理事會的研究，在此基礎上，G20領導人正式批準同意使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來應對危機。這既包括加強監(jiān)管，也包括金融政策要有逆周期性，防止經濟大起大落，逆周期進行調節(jié)。與此同時，G20也根據對危機的研究和新的體會在規(guī)則方面修訂了一部分過去的金融監(jiān)管和評價指標體系，或者建立新的指標體系來使宏觀調控更加審慎。此已達成共識。當然各國執(zhí)行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應考慮各國國情，包括體制、法律。所以各個國家是按照此框架執(zhí)行，但情況不一樣。執(zhí)行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不一定意味著要有監(jiān)管體制改革，監(jiān)管體制改革是一個更復雜、更具有挑戰(zhàn)性的題目。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大家發(fā)現監(jiān)管體制有些不令人滿意，甚至有些缺陷會導致某些問題的突發(fā)或者某些問題的潛在的發(fā)展，因此大家都有愿望要改革金融監(jiān)管體制。有的是漸變，有的動作較大，全球實踐不同。有一些傾向性的意見，但沒有一個完全一致的模式。我國的金融監(jiān)管體制在危機中也有一些不令人滿意的表現，特別是2015年中國金融市場出現的一些動蕩也促使我們反思金融監(jiān)管體制需要做出調整。目前此問題還處在研究階段。其中一個因素是要考慮新的監(jiān)管體制是否有利于宏觀審慎政策體系的有效運行和政策框架的執(zhí)行。當然，除此以外，還應考慮其它一些因素。

　　香港商報：我是來自香港商報的記者。目前歐洲和日本已經在推出負利率，美國一直在釋放加息的預期。實際上全球貨幣政策的這種相互背離的情況是越來越清晰和嚴重了。中國在這個政策的博弈中，已經變成越來越重要的一環(huán)。我想請問周行長，您覺得我們中國現在對建立全球更安全的金融體系，有什么樣的倡導和建議？

　　周小川：這個問題我理解是分了好幾個方面。首先是各國貨幣政策可能不一樣，有人搞負利率，有人搞加息。從對傳統的經濟學和貨幣政策方面的研究，過去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因為全球化發(fā)展沒有進入那么高度的情況下，貨幣政策主要就是調節(jié)國內經濟的，特別是國內的總需求。各個國家那時候聯系不那么緊密的時候，各國經濟情況就是不一樣，有的國家高通貨膨脹，有的國家低通貨膨脹，有的增長很好有的增長不好，有的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有的總供給大于總需求，也就是產能利用率不高。各個國家就是不一樣，那就采用不一樣的貨幣政策調節(jié)。所以過去存在這樣的情況，沒有太大的疑問。

　　但是最近一二十年全球化水平提高了，所以大國經濟的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開始比較強調了。雖然是你的國內政策，但是你對別人有影響了，影響資本流動，會產生套利交易等等。因此就強調每個國家仍舊是為自己的經濟制定貨幣政策，但是與此同時你要考慮到外溢效應，要加強溝通，要討論，先不說是否能夠做到相互協調，但是至少大家應該通氣。G20就是一種場合，巴塞爾的中央銀行行長會議也是一種場合，金融穩(wěn)定論壇也是一種場合。

　　現在很多問題還在探討之中，比如說關于外溢效應應該如何處理的問題，如何對待的問題，還在探討之中，還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定論。

　　至于金融安全的問題，更多的是危機傳導，不是常規(guī)情況下的貨幣政策相互影響。就是出了危機以后，危機從這個國家一下傳到那個國家，相互傳導，需要有一個安全的體系。對于危機傳導，在國際上特別是G20提出了這么幾個方面，我說得不一定全。第一個要處理好“大而不能倒”，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包括系統重要性銀行，防止這些機構跨國之間的沖突。再有一個就是監(jiān)管體系的跨國合作和監(jiān)管標準的統一化。不能說一個機構在這兒監(jiān)管松，在那兒監(jiān)管嚴，結果出了問題機構又相互傳導。再一個就是跨境處置，也就是說如果有的機構關閉破產了，它又是有跨國業(yè)務，相互之間會傳染，涉及安全問題和公平問題，跨境處理要合理化，要有一些事先的準備。最后一條就是，G20也有一個意見，大家可能不一定都注意到，就是要求大家考慮存款保險的核心原則。因為金融機構出了問題，什么叫安全網，就是說你如果有存款保險的話，就能把局部的問題給圈住，不讓它迅速擴散，防止相互沖擊和傳染?？鐕g也有這個問題，特別是歐元區(qū)，所以歐元區(qū)也對于存款保險做了重要的改革，它也是跨國的，但還是一個貨幣體系。

　　金融時報（中國）：我是金融時報的記者，這個問題關于中國的貨幣政策方面的，您最近曾經講過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很多國家過度依賴貨幣政策，過度依賴貨幣政策會對經濟發(fā)展造成怎樣的不利影響、后遺癥，如何著力才是合理適度的？

　　周小川：我確實前一段時候提到了關于過度依賴貨幣政策的問題，但是你不要理解這是我個人的觀點，實際是國際上都在討論的。我記得兩年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有不少人都關心。但是像這種問題學術性比較強，所以也會有不同意見。但是總的背景是什么呢？危機出來以后，大家要抓緊應對，不能看著情況這么壞下去。復蘇如果沒有動力，那么你要想辦法使復蘇的政策能夠盡快出臺。分類上來講可能就是你會考慮三方面的政策：一個是貨幣政策；一個是財政政策；一個是結構性政策，包括結構性改革。

　　大家就會發(fā)現實際上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是比較大的，因為各個國家現在的經濟體系中，貨幣政策由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負責，雖然大家之間可能有些差別，但都有一些貨幣政策的工具可以使用了。

　　財政政策應該也相對比較靈活一點，但是各個國家情況不一樣，有的國家赤字已經偏高，債務總水平、政府債務已經過高，余地就變得比較小，大家就說財政政策的空間各個國家不一樣，有的國家有空間，有的國家空間比較小。此外財政政策的一般的程序都是需要國會批準，有時候會引起爭論，雖然應該用財政政策，但是有爭論一時批不下來，你也就不能用了，這個也是約束更多一點。

　　結構性政策有的是中期才見效，所以大家有時候等不及，你感冒發(fā)燒了就想先把發(fā)燒降下來，“治本”的事也重視，但是可能會慢一些。另外有一些結構性政策，包括比如說勞動力市場問題，包括醫(yī)療、養(yǎng)老這樣的問題，還有創(chuàng)新等等，有的政策是比較痛苦的，特別是像勞動力市場這樣的問題比較痛苦一點，不那么順利。因此就導致貨幣政策由于能定得比較快一點，所以大家都用。

　　我個人覺得貨幣政策是有效的，貨幣政策在應對危機中確實也做出了很多適當的反應，緩解了危機，對度過危機、加快復蘇，都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別的政策應該跟上，你光用貨幣政策就有可能過度。貨幣政策如果用得太多，效應就有可能出現遞減。所以，我認為最近兩三年全球議論比較多的，也包括在G20場合下議論的就是說貨幣政策用得不少了，還是要悠著點，意思是不要寄于過高的期望值，還是要加強使用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政策，從這個角度來說的。

　　那么至于像宏觀經濟政策來講，應該說任何政策都是有正反兩個方面的效果。我們說都是工具少、目標多，所以你拿一個工具來評價，肯定在這方面起正作用，可能在別的方面起點負作用，這個需要平衡好，但是不一定說叫什么后遺癥?？傊蚁脒@個題目的由來就是說貨幣政策前一段用得不少了，現在是一個時點要更加強調財政政策的應用，強調結構性政策的應用。中國來講貨幣政策主要還是調節(jié)總需求的，我們除了總需求的政策繼續(xù)做好以外，我們更加強調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更加強調供給側需要做哪些事情。

　　德國商報：謝謝行長，非常感謝給我提問的機會。我是德國商報的記者。我這個問題想問的是，關于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您有怎樣的看法？它對于在中國的外國公司會有怎樣的影響？

　　周小川：中國目前在建立社會征信體系，將來會有一個更好的社會信用評價體系，既有官方又有民間合作的這樣一個系統。另外，金融機構也在這方面加大力度，主要是通過數據的完善，特別是依賴大數據技術，能夠對大部分企業(yè)和個人的信用狀況提供好的信息和評估，這樣有利于金融系統進一步的發(fā)展。特別是這種做法有利于資金能夠提供給更普通的中低收入的個人，以及向中小企業(yè)、小微企業(yè)，提供更好的服務。

　　與此同時，它也有利于增強社會的基本行為準則、紀律，使得大家更加注重個人和企業(yè)在信用評估體系中的狀態(tài)，使得社會更加誠實守信。

　　第一財經廣播：謝謝易綱行長給我最后一個機會，我是第一財經廣播的記者，我的問題是不久前人民銀行和銀監(jiān)會頒布的房地產新政再次下調了二套房個貸首付的比例，很多人認為這是加杠桿。一月份貸款增長2.5萬億，同比多增一萬多億，甚至有些評論認為是“放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去杠桿定為今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在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背景下，我們如何看待去杠桿和加杠桿的平衡？應該如何去杠桿？

　　周小川：您提的問題出發(fā)點是對的，就是說既然降低了貸款條件就可以說貸款可以做得更多一點，至少個人住房的杠桿會有所提高。你提問的邏輯是對的，但我們還有以下幾個考慮：

　　第一個，中國作為改革轉軌國家，20年以前，絕大多數人沒有自己的住房，后來通過住房改革，取消福利分房，大家開始有自己的住房。所以起步很晚，現在還有很多人沒有房子，所以住房貸款按理說應該是有一個大力發(fā)展的階段。同時在城鎮(zhèn)化的過程中，過去房子在農村，現在農民工城里找工作也需要租房子或者買房子，這些都造成住房貸款可能有比較快速的發(fā)展。而快速發(fā)展風險是不是很大呢？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總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所以銀行系統也覺得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還是相對比較安全的產品，有發(fā)展的機會。

　　但是房地產市場有時候冷有時候熱，也需要有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進行逆周期調節(jié)，其中一個工具就是首付比，過去一度定的30%，現在適當下調，因為實際上這個審慎度空間還是夠的，適當降低一些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產生的壞賬的比例仍舊明顯小于其它領域（比如企業(yè)的貸款和對開發(fā)商的貸款），所以個人住房抵押貸款仍舊是銀行比較偏愛的一個產品，他們有意愿發(fā)展。

　　再有一條就是在宏觀和微觀審慎監(jiān)管框架之下，將來應該更加加強對銀行總體健康程度的考核，讓銀行有大一點的自主權來決定他們對不同客戶采取什么樣的政策。有的銀行認為這個客戶風險小，他可以有一定的靈活性決定價格怎么定，首付比怎么定。但這個銀行總體的質量應有監(jiān)管部門進行更加嚴格的綜合平衡監(jiān)管，這可能是更有靈活性、更有效的一個體系。過去當然也是因為有的市場有時候波動，所以可能就由中央銀行和監(jiān)管部門直接規(guī)定的事多一些。這個多一些也有好處，每家銀行必須遵守這個東西，有些事不一定有什么可商量的，但是它也有缺點，區(qū)別對待、靈活性就不夠，我們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各個省情況不一樣，大城市、中等城市、三四線城市情況不一樣，每個城市不一樣，銀行一點靈活性沒有，貸款條件都是北京定的，這個也有它的缺點，所以現在要加強對金融機構的整體的審慎性的監(jiān)管。同時商業(yè)銀行和其它的金融機構在具體業(yè)務的靈活度方面可以有一定的裁量權。總體來講這樣不會影響整體風險可控的程度。

　　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yè)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政府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來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