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公布“性侵犯罪人”信息是否妥當？

　　【聚焦】公布“性侵犯罪人”信息是否妥當？

　　新聞——據(jù)12月5日《新京報》報道，12月1日，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qū)法院對4名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的被告人進行宣判。根據(jù)該區(qū)《關(guān)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員從業(yè)禁止及信息公開制度》的規(guī)定，在刑事判決生效一個月后，4名被告人的個人信息將通過司法機關(guān)的門戶網(wǎng)站、微信公眾號、微博等渠道向社會公開，并被禁止從事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工作。各界對此看法不一。

　　之一：為了未成年人安全就該曝光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隱私，而且隱私是受法律保護的。然而，個人隱私受尊重和保護，是有先決條件的，至少不能去干違法犯罪的勾當，否則，其個人的部分隱私，就有可能被司法機關(guān)或有關(guān)部門公開曝光。

　　退一步講，即便公開他們的個人信息會泄露其部分隱私，但與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維護社會治安、警示更多后來者等社會價值相比，這種曝光微不足道。更何況，性侵未成年人頻發(fā)，不僅需要重點預防和打擊，而且亟須用反面教材去教育和震懾更多潛在的效仿者。換言之，公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是司法公開的重要內(nèi)容，也是群防群治、警示他人的一種途徑，更是保護未成年人安全的有效措施。

　　一些人明知道性侵是一種喪失人性的違法犯罪行為，依然以身試法，表明其不但不敬畏法律，而且也不在乎外界對其人品、行為的評價。對這種明知故犯、主觀惡性較大之人，還需要想盡辦法尊重他們的權(quán)益嗎？保護他們的隱私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幫助他們“掩蓋”罪行，進而可能使周圍的人放松對這些曾經(jīng)違法犯罪之人的警惕。如此，豈非是在放縱新的犯罪？汪昌蓮

　　之二：如此公開無異于“臉上刻字”

　　公開“性侵犯罪人員信息”更像是激情執(zhí)法，有違法治的宗旨，不利于打擊犯罪，改造犯罪，甚至可能適得其反。

　　誠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令人發(fā)指，應(yīng)該予以嚴懲，但也應(yīng)該在法律規(guī)定和允許的范圍內(nèi)去嚴懲。尤其是公開他們的信息之后，其親屬包括子女也比較容易被識別出來，如此可能會給其家庭和孩子帶來雙重傷害。

　　中國古代有一種“墨刑”，又稱“黥刑”“黥面”——在犯人的臉上或額頭上刺字或圖案，再染上墨，作為受刑人的標志。這對犯人的身體狀況影響不大，但這種印記會帶一輩子，并且所有人都會看到。這相當于一種羞辱刑。

　　表面看，法律是用來懲戒人的，并不“善良”，但實際上，法律字字都蘊涵著正義。前蘇聯(lián)法學家雅維茨說：“法的本質(zhì)是人類正義，它的根源是人性，它的標志是建立在理性統(tǒng)治基礎(chǔ)之上的社會?！焙商m法學家格勞秀斯說：“法乃是公正善良之藝術(shù)，在自然法學的觀點來看，法律本身就是善良道德和社會正義的體現(xiàn)?！?/p>

　　法律應(yīng)該有人性化的一面。富有人情味與法治精神并不相違背。簡單地說，就是制定法律和執(zhí)行法律者都要明白你的對象是人，法律不能總是以槍斃人來體現(xiàn)法律的尊嚴。善待“曾有不善者”應(yīng)該成為社會的雅量，人道主義的海量。善待“曾有不善者”體現(xiàn)了法治的功效和社會的包容，也是文明進步的標志。執(zhí)法的鐵面無私，不意味著冷血無情，而完全可以寓理于情、融情于理，進而達到更好地教化人、感化人的效果。將法律的教育功能和懲罰功能結(jié)合起來，追求執(zhí)法公正與執(zhí)法效果的統(tǒng)一，既依賴于人性化執(zhí)法和司法，又依賴于“剛?cè)嵯酀钡姆ㄖ卫砟睢?/p>

　　公開“性侵犯罪人員信息”應(yīng)該叫停！ 吳玲

　　他山之石

　　“梅根法案”

　　1994年，7歲的美國小女孩梅根·坎卡被住在她家附近的一名罪犯綁架，并遭其奸殺。梅根的媽媽認為，如果自己的女兒知道侵害人有性犯罪的歷史，那么她就會有所防備，也許現(xiàn)在仍然活著。1996年，克林頓政府簽署了“梅根法案”，法案規(guī)定將性犯罪者的個人資料公之于眾。

　　歐美國家不同版本的“梅根法案”雖有一些細微的差別，但有共同之處：一是顛覆保護個人隱私的傳統(tǒng)，將性侵兒童罪犯的身份信息向社區(qū)與公眾公開；二是對有性侵前科者的活動與居住地點進行嚴格限制；三是對性侵者的處罰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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